金岳霖：晚年的回忆.上篇

┃Personal History

晚年的回忆
上篇

© 金岳霖／口述
© 刘培育／整理

金岳霖

一

　　我出生在清末洋务派的官僚家庭。父亲是浙江人，在湖南做官，可能是一个知府级的官。他官虽不大不小，可是后台有人，不然不会到黑龙江省穆河（漠河）去当金矿局的总办。在总办任上，他被抓到俄国的圣彼得堡，但很快就被放了回来。
　　他培养他的大儿子——我的大哥的办法完全是传统的，走的是一条入学、乡试、会试、廷试的路。可是，大哥只走到举人这一阶段就打住了。他死了。父亲要他自立，他就到外县去当家庭教书先生，不久死于那里了。二哥呢？父亲把他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去读书。这是明显的转变。更突出的是，父亲把我的三哥送到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显然是要三哥去学些工程技术性的东西。他是十足的洋务派。
　　四、五两个哥哥可能是由我的母亲安排他们的前途，这我就不十分清楚了。
　　虽然我的母亲、舅舅、舅母都是湖南人，我可不认为因此我就是湖南人。然而，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政府很快就颁布了一部法律，内中有一条说，在什么地方生长的就是什么地方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我是湖南人就毫无问题了。
　　封建制度之下的兄弟不能成为朋友。六个年纪比我大的哥哥当然都不可能是我的朋友。这也就是说，年纪相差最小的哥哥——六哥也不能成为朋友。六哥比我只大几岁，淘气的时候也让我参加，在雅礼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是同学。尽管如此，我们不是朋友。他比我大，管我。事实上，在这一年，我已经是独立于封建家庭之外的人了。

二

　　清末有两个由南到北的政治运动：一是改良的，一是革命的。后来改良的失败了，革命的成功了。有一个文化移动，早就发生，可是清未时加速了。这个移动是由东向西的，很可能是由于长江水运加速而文化移动也加快了。加上武汉的影响，湖南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地区。这时湖南人的雄心壮志是了不起的。我们房子的西边就是玉皇坪广场。在这个广场上经常有学生结队体操，同时也唱歌。头一首歌是：“学友们，大家起来，唱个歌儿听，十万军人，狠狠狠，好把乾坤整”。下面还多得很。更有甚焉者，有人唱：“中国若是古希腊，湖南定是斯巴达；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是普鲁士；若谓中国即将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上面说的朝气蓬勃的时代，反而进入了被列强瓜分的恐惧时代。这时，湖南是在对英、日列强的恐惧之中。航运交通差不多完全为英、日“火轮船”所垄断，我的大哥和二哥最好地反映了这种时代的区别。大哥是清朝的“举人”，二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二哥是经常要坐轮船到上海去的。然而，那时候轮船都是归洋行所有的，不是英国的就是日本的。英国的轮船公司叫怡和公司，船停的地方叫怡和码头。日本轮船公司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大概二哥坐的主要是英国船。这时候，就产生了对英、日瓜分的恐惧。中国已经被瓜分成为各国的势力范围。湖南和长江下游都属于英、日范围，云南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占山东好像稍后的事。我小的时候进的是私立的明德学堂。

三

　　那时候，学校和教育好像还不是一个“势力范围”。学校是私立的，我小的时候进的是私立的明德学堂，是胡子靖胡九先生办的。他办这个学堂很
　　吃力，很费工夫。胡先生可能花了自己不少的钱，但是，总还是要靠捐款，有的时候学生也参加募捐活动。我就参加了欢迎大官僚袁海观的会。据说那次袁海观捐了大洋一万块钱。
　　胡先生有时也浪费。他盖了一座三层木头架子的楼房，楼上可以看见英国和日本的火轮船。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到三楼去上课。那个楼房有点摇摆，让人担惊受怕的，后来只得放弃。
　　前面有一句话，“学校和教育好像不是一个‘势力范围’”，这句话当然是有文章的。学校和教育当然也是一个势力范围，英、日在长江一带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美国人就到湖南来占领学校和教育这个势力范围，雅礼大学（以后改名称为雅礼学校）就在这时开了张，校址在坡子街。学校校址是座旧住宅，有圆柱大厅，住房有好几进，还有楼房，院子不大，人多一些的体育运动要到湘江中的水陆洲去。学校的监督当然是美国人，他住在偏院的楼房上。还有一位美国教员住在最后一进院的后楼上。学校的美国医生不住在校内，住在南正街。这三个美国人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在学校教育范围内建立了一个阵地。当然，建立这个阵地名义上是美国一个大学的事，是民间性的，从法律上说，似乎应作这样的理解，这个阵地的教会或宗教气味很重。可是办学又是花钱的事，不是赚钱的事。不管怎么说，办学校总是好事不是坏事。有一次监督要回美国去，李昶同学写了一篇长诗送行，最后两句是：“何时玉胝兮□□临乎敝邑，欢迎而歌兮响震乎千山之穴。”显然这不是开火轮船赚钱所能办到的。这个话题后面还会涉及。

四

　　学校教育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头一点要强调，它的对象是青年，不是老年。老年就是争取到了也没有用。要占领的是青年的什么呢？意志、情感、思想，或者两个字“灵魂”。古人对于这两个字是有某种迷信的，这里的意义只是前三者的代名词而已。前三者非常之重要，占领了它也就是占领了整个的人。就是说，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制造了许多黄脸黑头发而又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当然这只是极其初步的美国人，单靠在中国办学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后来，美国政府也加入了这个势力范围的占领。这可能是老罗斯福，长岛（纽约东边的长岛）的罗斯福，不是纽约州黑德笙公园的福兰克林•罗斯福。老罗斯福是一个冲锋陷阵的角色，在古巴打过仗，在非洲打过猎，然而有武也有文。很可能在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美国退回庚子赔款，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它最初就是这样一个预备学校（那时候叫学堂）。外交部设立了留美学务办事处，以该部的左丞（或右丞）周自齐为督办，学部（当时的教育部）的范源濂为总办兼学堂监督，外交部的唐国安为会办兼学堂副监督。入学考试由周自齐“点名”，到的学生站在广场上，唱到学生名字时，学生就高声喊“到！”周自齐就在那个学生的名字上用银朱红点一下，如此，他就“正式”入场了。
　　重要的东西是头一场考试：国文、算学、英文。英文我觉得不怕，算学靠运气，怕的是国文。我在湖南考过留美预备的中等科。湖南的国文题目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不知道这是唐朝裴行俭的话，结果落选。北京考场的国文题目是《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义》，这就好办。算学的运气好，题目极难，是一位顾先生出的，考生大都做错，我当然也做不出，但是，我考取了。头一场考试第一的是侯德榜，此公后来学化学，在天津工作，解放后仍在天津工作，并且还随团体到外国去过。第二场考试的题目很多，可是，显然不重要。
　　那时候清华学堂的伙食（即现在称之为饭菜的那东西）糟得很。四大碗，四大盘全是肉。外省来的学生吃不惯，富裕一些的学生不食，等学监走后炒鸡子（鸡子即蛋，那时不叫“蛋”）吃。我讲实话，为此，我还受到过批评。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来参观。学堂的监督已经是周贻春。胡美问我伙食吃得来吧？我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周贻春狠狠地批评了我。这一段说的事要晚一些，可我说不清晚多少。范源濂做监督的时间不长，他很快就成为大人物了，成为南北和谈中的使者了。
　　提起范先生，使我想到-一件很特别的事，这就是地方话的问题。清末民初，方言问题相当大。一般说，福建人或广东人学北京话学得最好，发音相近地区的人反倒差些。曾有一句流行的话：“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山东人说北京话。”也有成绩不高而自负的人。范先生说一口湖南长沙话，可他对我说：“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说一口北京话。”
　　我到清华不久，有一次开学典礼由教务长郑桐荪先生主持。用现在的话说，“报告”是他做的。礼毕，他问我听得清楚否？我说“清楚，虽然你说的是上海话。”他大惊：“啊！我还有口音呀！”这句话仍然是用上海口音讲出来的。
　　在清华没有多久，南方革命了。清华的学生走光了。学校不开饭了，我非走不可，到税务学堂我六哥处。做事情不考虑时机也是怪事。我把辫子剪掉了，进城我要经过庆亲王府，大门外的兵盯着我看，但是也没有管我。到了城里，才知道税务学校没有停办。六哥留京，我应回湖南去。路费怎么办呢？想法子，找长沙郡馆。我们这些人就聚集在街旁一块空地上，派三个代表去找郡馆负责人。后来知道他是湖南的小京官郑沅。我的六哥是三个代表之一。不久六哥就回来了，说：“他们要我回来，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只好耐心等。”等了好久之后，那两个人还不回来。我们又要六哥去找那两个人。六哥跑了回来说，那两个人走了，钱也拿走了。看来六哥同我都是既容易欺以其方，又容易枉以非其道的那时候的知识分子。
　　那时候，非常之乱。我只知道离北京的乱，没有经验过由南回北京的乱。离北京时乱得出奇，从北京到天津的途中，我和一群马同在一个露天的车厢里，彼此相安无事。海船上只开两次饭，饿得难受，只好每次吃两份，吃了一份之后马上就从另一门进去，再吃一份。船从上海沿长江而上，在“城临矶”下船。下船就吓坏了，岸边挂了一个人头。无论如何很快就到了家。那时候，我家已乡居，打听外界消息很困难。不久后，有一消息说：“孙大总统南京坐殿。”这样，我进了城，在城里碰见雅礼同学张逸。他肩上挂了一条红绸长条，说“巡逻巡逻。”不久我又回到清华。可是，北京是甚么样的北京，我说不清。只能说一点，北京仍然是清朝的。一个证据是，我在高等科食堂前看见了孙宝琦，他是外交部的大官，可能是尚书，也可能已改成“大臣”。特点是他穿了一身英国官员的礼服。
　　回到清华之后，情况和上次完全两样了。外籍教员很多，他们差不多全是年龄不大的美国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都住在东北角的小房子里，除了教课外，当然教我们学习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星期六晚上的会。在这些会上很多次是学生用英文辩论，或者用英文进行演说竞赛。美国人占领了教育这个势力范围，而又能使中国人不感觉到它是占领。

五

　　1913年我六哥死了，他是在北京东城外的二闸淹死的，他的死，对我是很大的打击。他在我们兄弟中，是和我最好的。
　　1914年我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费城后不久，我就幸运地住到Goodrich家里。她家那时只有她这老太太和她的女儿，丈夫曾经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早已过世。女儿是大学毕业生，比我大10岁，有对象在纽约。这家的房子是三层小楼，底层大房间是客厅，二楼临街的一间好房子租给学生，已住有人。我住三楼一间小房子。老太太对我可以说很优待，总说我远离父母，挺可怜。我也待她像母亲一样。我从1914年秋到1917年夏天毕业，都住在她家。我那时以为她们与政治不相干，其实那是错误的，她们只是不玩政治而已。她们常接待的朋友有两家。一家是一位律师，也是怪律师，他教我们唱歌，我现在还记得他教我们唱的一首歌，我能装模作样地哼一哼美国歌了。另一家也是母女俩，住得很近，差不多完全是那一家来作客，故德家从来不到那一家去。
　　1915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平平常常地过去了。
　　1916年袁世凯要做皇帝，我坐在故德家临街走廊上大哭了一阵，但没有告诉她们。
　　1917年夏天我毕业了。暑假没有完我就转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去进研究院了。
　　到了1918年，故德全家搬到芝加哥去了。故德老太太不久也去世了。她们这一家是有特点的，这也就是说她们身上反映着一般美国人共性的东西。她们有文化，可是不是文化人；她们有相当多的知识，可是不是要推动知识前进的知识分子；她们没有多少钱，租房子给学生，可以帮助零用，可是她们也不靠房租过日子；她们没有势力，老太太娘家的侄子只是市政府的小职员，不是官。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女儿和一个临时的海军军官结了婚，生了几个男女。看来这个新家庭和旧家庭差不多。
　　那时候的美国，这样的家庭何止千万，所谓白领阶层就是这种家庭的人。他们可能在工厂工作，可是他们不是直接参加体力劳动的、穿着很厚的蓝布裤子行动快速的工人，而是慢条斯理的普通人。这样的家庭是那时民主美国的背脊骨。他们没有他们自己的领袖，在近代最接近于他们的总统可能是第一次大战期间的总统魏尔巽。这位总统在当选前是一个大学校长，在华盛顿衣冠楚楚的人当中难免有些土头土脑，后来他到欧洲去当美国的议和代表，比较起来，差不多就成为乡下人了。但是，在代表中曾有人想到要把世界变成一个对民主、人民没有危险的世界，可能正是他。当然他失败了，他可能并不知道是失败了，而是自以为成功了。这就不只是可笑，也可悲了。

六

　　但是，话还是要说回来。我到美国去，开头学的商业（1914年到美国，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17年获学士学位）。这玩意引不起我的兴趣，转而学政治。从1917年到1920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获博士学位。我着重选了两门课，一门是比亚德的美国宪法，一门是邓玲的政治学说史。前者不是简单地讲宪法的，而是讲宪法的经济理解。这门课不为学校的权势所容，教授也只得辞职。我对政治学说史发生了最大的兴趣。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邓玲老先生指导之下写的。这位先生的头光得可以照人，嘴唇上两片白胡子往上翘，喜欢讲笑话，出门时戴一顶圆顶硬壳礼帽（久矣乎不存在了）。冬天里在讲台上，在办公室里都戴顶中国式的瓜皮帽子。出门上街时，冬天里总是穿一件Chesterfield式的外套，夏天里他也穿一套黑衣服。张奚若和我都在他的班上。张可以说是不写文章的，可是在那时候，他却写了《主权论沿革》一文，刊在上海印的《政治评论》上。我认为主权论仍应该特别强调，我们的宪法里应该有主权论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主权的，台湾没有，台湾一直被美国的海军空军包围了，无法行使我们的主权。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英国一位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题目是《T．H．格林的政治学说》（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omas Hill Green）（那时我反对写中国题目，因为导师无法指导）。在1918到1920这段时间，我就没有离开过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然是基本事实。
　　上面我曾提到我反对留美学生在写博士论文时写中国题目，尤其不要用英文写古老的中国古文格式文章。有一位先生用英文翻译了“闵予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教师说：“我也不知道天高地厚，你要知道那个，干什么！”这里说的是七十多年前的事，现在这类的事想来没有了。留美学生中，写中国题目的论文始作俑者，很可能是胡适。他写的题目好像是“中国的逻辑发展史”之类。在论文考试中，学校还专门请了一位懂中国历史的、又不属于哲学专业的学者参加评判。
　　在1918年或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也起了变化。Charle Beard和Jame Robinson不满学校的陈旧办法，在市中心设立了一所研究社会的新学校。这个学校请了三位英国人来讲学。第一位是最年轻的、已在哈佛大学讲学的拉斯基。他可能比张奚若还小一岁。可是，张非常佩服他。第二位是从英国请来的瓦拉斯（Braham Wallas），费边运动中心人物之一。我觉得这人非常可亲。看来这些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不一样，他们的希腊文似乎是家常便饭。瓦拉斯毎年暑假要读一遍柏拉图的《共和国》。最后来讲学的是拉斯基的老师巴克。这为我们“三个人”以后去英国打下了基础。
　　这里说的“三个人”，除张奚若和我之外，加了一个徐志摩。他和我们很不一样。头一点是阔，我只有60美元一月，张大概也差不多。徐志摩却是富家子弟。他来不久，就买了一套72美金的衣服。不久裤子不平整了，他不知从哪儿借来了熨斗，烫裤子时和别人争论，把裤子烫焦了一大块，只得另买一条灰色裤子。

七

　　社会科学方面有三门学科是资产阶级学者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的：一是经济学，一是政治学，一是社会学。
　　我没有学过经济学，唯一靠点边的是听了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讲的课，可那门课碰巧又不是经济学而是英国农民史。我在英国时正是凯恩斯出风头的时候，可我不认识他。他好像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和平（第一次大战之后的和平）的经济后果》。罗素说“凯恩斯本人就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他本人已经成为富人。”
　　这门学问最像自然科学，它确实发现了一些规律，随时运用也能得出些结论。其余两门都赶不上。
　　政治学，我在美国读书的时代叫做政治科学，其实它离科学甚远。可是，它收集了大量关于政府的材料，因此也大量集中了这方面的知识。那时有个很特别的情况：最好的一本关于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书是James Boyo写的，而他是英国人；关于英国政府和政治的最好的书是Lowel写的，而他是美国人。
　　我的印象是社会学最坏。教我的教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Yidinop。在一次讲演中，他大骂俄国革命，可是大大恭维了列宁。他说“列宁行，列宁是贵族。”真是胡说！他认为社会就是同类的自觉。英国的斯宾塞也是个社会学家。此人专搞老生常谈，书写得很多，可毫无真正建树。据我记忆，他的坟离马克思的墓很近，现在去瞻仰马克思墓的人，早已忘记或者根本不知道曾有斯宾塞这样一个人存在过。
　　当然，社会学和别的学科一样总有几本好书的，我的印象Willin Yrahan Sumree的一本书就是好书，书名我忘记了。
　　在英、法两国曾出现一种学说，叫社约论。持此论的人有霍布斯、洛克，而主要的人是卢梭。看来这是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根据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提出来的关于社会起源的学说。对于它，马克思主义可能早就得出科学的结论，不过我不知道而已。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它，因为我们这里还是有喜欢它的人。从前有一位马君武先生，他就是喜欢这一学说的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张奚若也是比较喜欢卢梭的。我有时还听见他朗诵卢梭书里头一句话：“人生出来是自由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他又是用铁链子锁起来了的”（可能译得不妥）。

八

　　1922年，我在伦敦大学听讲。
　　在英国我也有以老师相待的人。一位是瓦拉斯，我在美国听过他的课。他住在伦敦，找他很方便。看来英国人不大喜欢人到他家去，他要我找他的地方是他的俱乐部。他那时喜欢读心理与政治。看来他谈的时候多，既没有发表文章，更没有写成书。他读书还是相当勤奋的。
　　另一位是巴克，我也是在纽约听过他的课。他本来是在牛津大学教书的，我到伦敦的时候，他已经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院长。他是欧洲闻名的专家学者，要他做院长，可惜！1958年，我又有机会到英国去，在剑桥看见了他。我说我有机会就要拜访老师。他已经是80岁的人了，一个人孤独地住在一间小房子里，无儿无女，也没有人理他，日子是不好打发的。他见了我大流眼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及时作古，无论有无儿女，日子总是不好过的。儿女总是要摆脱父母的。
　　到英国后，我的思想也有大的转变。我读了休谟的书。英国人一向尊称他为头号怀疑论者。碰巧那两三个月我不住在伦敦市中心，又没有逛街的嗜好，就这样我比较集中地读了我想读的书，从此我进入了哲学领域。这是我在对逻辑发生兴趣之前的事情。我说“从此进入了哲学”，是说我摆脱了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学的意思。显然，我找瓦拉斯的时候，我还没有摆脱政治学，到了读休谟的时候，政治思想史已经不是我致力的方向了。脱离政治学说史，也就是离开伦敦大学的经济学院。但是，走牛津的道路呢？还是走剑桥的道路呢？……

九

　　有一次，哪一年的事我忘了，有一个美国姑娘——泰丽莲小姐（1925年底她同金岳霖一起来中国，曾先后在北京艺专和青岛大学教书。——编者），同张奚若和我在法国巴黎圣米歇大街上边走边争论，他们彼此都说不通对方，好像都提到逻辑，我参加了争论。但是，我可不知道逻辑是什么，他们好像也不大清楚。
　　可是，不久我同逻辑干上了。回到北京以后，赵元任本来在清华大学教逻辑，不教了，要我代替，就这样，我教起逻辑来了（金岳霖开始教逻辑学的时间是1926年——编者）。我只好边教边学。1931年，我又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一年，我就到哈佛大学的谢非先生那里学逻辑。我告诉他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他大笑了一阵。这时怀特海也在哈佛大学教书，这样，我这个本来同牛津思想关系多一些的人变成与剑桥思想多一些的人了（怀特海本人不是剑桥大学的，可是罗素和穆尔都是）。无论如何，我搞上了比较着重在分析的哲学了。

十

　　我在北京（或北平）也参加了《哲学评论》的工作。我当然写了些形式逻辑或哲学的文章。形式逻辑的文章可能多些，但是，哲学文章也有，主要是关于休谟的文章。“休谟”这两个字不是我英文念错了，而是故意的。有些英国人称休谟为特级怀疑家。“休谟”两字的用意是他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英国的晢学家通常是把霍布斯、洛克和休谟联起一起谈的，因为他们都涉及到社约论。这就把培根排除出去了。这三人中洛克的知识论或理性论是最有体系的，但是，他的影响不限于哲学，主要是政治。休谟的影响反而最大。康德曾说过，休谟使他（康德）从教条主义的酣睡中惊醒过来。
　　那时候，我对于休谟是有兴趣的，我还开了休谟的课，主要是读书。有一个学生（政治学院的曾秉钓先生），我们经常是以推敲的方式读书，这对于我益处也是很大的。
　　参加《哲学评论》的人有冯友兰、有我，以后有贺麟。但是，特别重要的两位先生是翟菊农和林宰平。具体的事情，主要是瞿先生去办的。钱是尚志学社（是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会的一个附属组织）提供的，而这都靠林先生。这里说“具体的事情”，其实就是一大堆琐琐碎碎的事情，不知道瞿先生是如何处理的，这使我非常之感激。他是学教育的，对哲学很有兴趣。不知是在这以前还是以后，他参加过定县乡村工作。抗战以后，我就没有看见过他了。
　　《哲学评论》是在北京出版的，在北洋军阀时代没有出什么问题，可是后来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问题发生了。南京要我们去那里开会。瞿、林都没有去。那时候贺麟和沈有鼎先生都回国了，都预备去开会。我们的安排是冯友兰为理事，贺自昭为秘书，同南京的人打交道。我的任务是坐在沈有鼎先生的旁边，阻止他发言。南京的人出来讲话的是陈大齐先生。他原来是北京大学的校长或教务长，这时是南京的大官，可能是考试院的副院长。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见。沈先生果然有两三次要发言，都是我把他的衣服扯住，阻止了他发言。这是我对不起他的地方，事隔多年，在这里我借回忆的机会向他道歉。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安排？我不太同意，可我还是执行了。
　　这件事有机会应同贺、冯两先生谈谈。他们碰了什么伤脑筋的事，我不知道，要他们自己写才行。

　　本文选自《金岳霖全集》第四卷上册，金岳霖学术基金会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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